胡显章 | 大学之道的哲学探讨

摘要: 哲学是文化的灵魂，哲学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是文化精英的聚合所，大学人努力提高哲学自觉，将有助于大学确立科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促进大学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从认识论哲学、政治论哲学、生命论哲学和文化论哲学探讨高等教育及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可以推断，当代大学之道应当倡导一种“兼和”的哲学观，努力做好文化的选择兼容和会通创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探寻出当代中国大学之道的真正内涵。基于此，试将当代中国大学之道表述为：大学之道，在明德新民，在以人为本，在和谐会通，在止于至善至真至美。

关键词：大学之道；哲学自觉；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兼和会通；综合创新

大学是文化的高地，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哲学作为文化的灵魂，在推进大学自身建设中，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大学人应当努力提高哲学自觉

我们先来分析两个案例。第一个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协时任主席周光召2009年在科协首届年会上指出：20世纪初德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是因为德国“发挥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在哲学上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德国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实际上，德国一度成为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正是由于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校所实施的哲学与教育的融合，或者说正是康德、费希特、洪堡等哲学家兼教育家所奠定的哲学文化基础，包括洪堡在新人文主义哲学观指引下所确立的“教学与科学相结合，由科学达致修养”的大学理念所奠定的人才基础，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影响。第二个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十分重视哲学教育和哲学思维，他亲自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带头讲哲学课。他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教育家，在工作中身体力行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校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大家问及清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什么是学校给予的最重要的教育？许多校友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比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务实求真，注意抓主要矛盾、防止片面性，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要有大局观念、整体意识、群众观点等等。这就是哲学思维的历练。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通论》中论述哲学对一些欧洲杰出大学的决定性影响时指出，在中国“哲学水平最高与大学水平最高仍然是高度吻合的”(P16)。

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哲学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规范、思维导向和理论升华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包括教育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并沿着理性方向前行，就应该使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正如马克思1842年在《科隆日报》社论中所指出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与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中外古代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常常是教育家。杜威认为：“哲学的探讨可能应该集中在人类最高利益的教育上，而且，很多其他宇宙的、道德和逻辑方面的问题都在教育中达到了极点。”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是文化精英的聚合所，哲学应该成为大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哲学生活理应成为大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没有哲学的导引，大学就会像一个没有“神灵”的庙堂。为此，大学人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哲学自觉。

哲学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哲学处于教育序列的顶端，可以说，大学究其实质而言，应该是哲学性的。努力砥砺自身的哲学品格，是当今大学人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也是确立科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促进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有效推进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课题，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二、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综述

新中国教育哲学的重要开拓者黄济指出：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育科学以理论上的指导。它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讨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涉及教育本质论、教育价值论、教育目的论以及知识论、道德论、美育、宗教与教育等教育基本问题。教育工作者最终都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服务于怎样的社会、怎样服务社会”这样带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命题。正如张楚廷指出的：“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若离开了哲学，就很难明白教育的真谛。因而，当今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几乎都需要学习教育哲学。”(P16)

关于现代高等教育哲学，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奠基人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名著《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P13)他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的过程，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政治论，都是离不开人这个主体的，最终都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张楚廷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王冀生认为：大学本质上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大学人应该要坚守教育理想和大学信仰，以“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为共享核心价值信念，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和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他强调了大学文化的重要性，其专著《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给出了从文化论哲学认识教育的视角——尽管他没有对文化论哲学基础的概念进行分析论述。

下面，笔者试就高等教育的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哲学基础及其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影响做一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的大学之道。

(一)认识论哲学是整体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

认识论的任务是揭示认识的本质和认识发生发展的规律，它以思维和存在这个被恩格斯称为“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为出发点，对于人认识的科学性、真理性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毛泽东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表明了认识论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布鲁贝克在界定高等教育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时指出：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为了追求高深学问而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实，为此要进行没有国界和时限的鉴别和批判。

教育是随着人类的认识活动而存在的，是人们传递知识、发展认知的实践。认识论哲学基础是整体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近代大学的诞生出于人们对高深知识的追求。在追求高深学问、使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过程中，大学人在认识论哲学的指引下，蕴育了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内涵和批判性的反思思维。

追求真理真知，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客观事实，不受制于已有的结论，不屈从于权威和外部的压力。由此，大学崇尚办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大学人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言行的客观标准。正是大学为追求真理真知而独立思考，自由探讨，勇于批判，才使大学成为新知识、新思想的源泉。

（二）政治论哲学体现了高等教育的责任担当

在论及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时，布鲁贝克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大学不仅是教育中心，而且也成为社会生活中心时，必须从政治论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特别是当高等教育可能影响重大决策时，社会也不会让它完全脱离政府的指导来运行。他进而指出：“对高深学问的价值判断作用更广泛的分析，又进一步推动了高等教育政治化。”(P15,22)

中国文明进步和教育发展史表明，中国具有久远的伦理政治型的文化特征，在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政治论哲学常常占有压倒性的地位。王冀生在《我的大学文化观》中指出：“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倡导的是一种精神，其核心是‘立德树人，亲民济世’。”(P154)这种注重修身和家国情怀的夙求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特征，又成为中国近代大学的精神追求和现代大学的精神之源。徐葆耕在“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一文中指出：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包括清华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将个人意识、个性的发展同为民族、为人民的奉献精神纠结在一起，这正是他们与西方学人所具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的不同之处。也正是这种家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使得中国学人超越了个人的闲逸与好奇而具有更加持久的内生动力，突出地体现了高等教育的责任担当。

历史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应该坚持认识论哲学基础和政治论哲学基础的融合。一方面，如同洪堡大学所坚持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国家不能仅仅看到眼前利益要求大学直接为政府服务，学术上的不断提升才是大学长远的努力目标。另一方面，按照布鲁贝克的观点，大学自治不能完全脱离政府的指导，而“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实现真理标准、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P46-48)。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具有社会责任和立德树人自觉，尊重道德和学术规范，兼融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哲学基础，高等教育才能适应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进步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综合需求。

（三）生命论哲学突出了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

人是教育的主体，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的实践，离开了人的生命，教育就失去本源。张楚廷提出了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他认为，哲学“不应当只是问世界是什么、社会是什么，还应该问人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更应该问人是什么，这才是哲学更根本的问题。”他认为人是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的生命，教育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教育是人的生命的表现，高等教育是人生命最强旺的表现。当学生从大学走了一趟之后，绝不是仅仅多知道了几条定律或原理，而在于获得了新的生命。他认为在康德、杜威、马克思等人关于教育本质的阐述中，都已洞察了教育的生命论主旨。他特别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论点进行了剖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应当“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与所有生物不同，只有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张楚廷基于多方面事实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高等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归结于政治论和认识论那两种哲学基础之上的结论，强调“生命论哲学不仅涉及教育的本性、基础，而且涉及它的功能，不仅涉及其历史，也涉及今天”，“大学为超越而生，为解放而生，为精神生命的活力而生，为人而生”(P148-149,180)。

教育生命论哲学基础的基本点就在于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大学的中心位置，不仅仅强调以人为本的立场，强调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成为健全人的实践活动，而且强调主体性的教育。“把主体性教育理论作为一种本体论，就是从人的主体性来把握教育和分析教育的本质”。“把主体性教育理论作为本体论就是在批判传统的‘物本教育论’或‘工具教育论’的基础上构建‘人本教育理论’或‘主体发展理论’”，由而确认和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促进其积极、自主、创造性地发展。只有在生命之“力”能够自由生长的前提下，在肯定人的生命前提下，提倡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当今时代应弘扬的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阶段，应该使受教育者提高对生命本体的感悟、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深刻体认，进而最大程度地调动与发扬主体的自觉、自主、自强、自爱意识，使之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主动的发展，而主体性的充分弘扬正是创造性人才的基本特征。

未来学家埃德加·富尔指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叶澜认为，这个“困难”就在于学校必须改变以往的基本活动方式，改变教师的职业本质，教师不再只是关注过去、面向人类已知的领域，而是面向学生生命发展的未来，与学生一起在教育活动中创造学生的精神生命，它关涉的是人的生命的基本存在方式。在这种主体教育理念与师生观的指引下，学生的主体性人格和批判性思维受到了重视，对于提高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具有本质的促进作用。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这一变革所依据、所体现的正是生命论的哲学基础。同时，基于生命论的哲学基础，一种关注生命、珍爱生命和发展生命的教育理念才能得到有效的演进。

（四）文化论哲学是大学理性前行的保障

“高等教育文化论哲学基础”的概念是张楚廷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通论》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但他并未展开论述。笔者在主持教育部委托课题“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时，就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文化是人独有的存在方式，人类正是在自身创造的文化世界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而教育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或者说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石中英在他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一书中指出的：“在教育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体现着价值，追求着价值，从而与更为宽广深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因此，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教育学活动，才能对教育学活动的根本问题、对教育学的知识成果有个完整的深刻的理解。否则，教育学和教育学者就会像漂浮在科学海洋上的一片浮萍，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大学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文化传承创新为主要使命的文化机构。正如前教育部长袁贵仁所说：“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办好大学离不开科学的大学理念，即对大学的本质功能、对办怎样的大学与怎样办大学的理性思考，此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故而亦离不开文化论哲学的思考。文化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们通过实践努力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和价值目标。文化哲学是对于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的理性思考，是对文化现象的哲学理解，也是对时代精神的理性表述。当代文化哲学是将人对真善美的综合追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将理想社会的实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统一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教育政治论基础与生命论基础结合的重要根源。所以，从文化论哲学基础的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和大学之道是十分必要的。

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造就人，将学生转化为能适应环境生存的社会化或文化化了的人。”(P46-48)在教育实践中，人们逐步形成了对教育文化论的追求，即用“文化”来统筹教育、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教育的目标定位在实现人的文化化，进而达致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学处于人与文化相互建构的高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学要重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增强师生文化自信，并应该“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些都涉及大学文化论的哲学基础，涉及以科学的大学理念和积极的大学精神为魂，以文化育人为根本任务，将大学建设成大学人追求至善至真至美境界的精神家园，成为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的文化高地。

著名的文化哲学研究学者邹广文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无论中华文化还是世界文化，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如何让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统一，诸如此类的重要课题都需要文化哲学深入研究探讨。”以追求文化整体性为特色的当代文化哲学，对于推进大学形成整体的知识观和文化观，促进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推进大学科的交叉交融，提高培养和谐整全的人的教育自觉和精神追求，具有积极意义。和谐会通应该是文化整体性时代大学之道的追求。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对应该遵循的文化观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他在20世纪30年代任教清华大学时就针对“文化综合创造”发表了系列文章。1987年，他在所发表的《综合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所依据的就是他提出的“兼和”哲学观，即“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最高准衡”。正是依托这种哲学观，“会通”成为清华大学文科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特色，具体可以表述为“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这不仅促进了清华大学文科的建设，也成为推进大学科交融和培育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重要理念。

中共十八大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王冀生认为：“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共享核心价值信念的精神家园”，“构建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大学精神家园是我们的一种哲学思考和新的探索”(P190,216)由于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引导，是当代大学精神家园的特色内涵，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将大学文化置于互相融合的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哲学基础上，充分运用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倡导的“兼和”哲学观，努力做好文化的选择兼容和会通创新。这应当是当代大学文化建设体现现实针对性和时代适应性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对大学之道的哲学思考

回溯历史，汉武帝于公元前124年首创的太学是古代中国最接近于近现代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是以儒家经学（即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为核心的教育，直到宋代大儒朱熹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便成为士人延续至清末必读之圣典。由此，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自汉至清是“经学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太学与经学的合一是塑造中国的古典文明的一个根本力量”。他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令》，废除经学科，宣布了经学时代的结束，而同时科学成为中国大学的核心。在此背景下，《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演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理（明科学之理），在新知（科学的新知），在止于至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学学术文化之变是从经学到科学，出现了价值教育的失序。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当今的大学之道，求“至善”与求“至真”，两者不可偏废。

一些教育家在提倡重视科学时并非赞同排斥人文的“科学主义”。蔡元培虽然废除经学科，但他推崇洪堡在新人文主义哲学指导下形成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由科学达至修养、培养有修养的“完人”的理念；清华第二任校长周诒春极力提倡德、智、体三育并举，在清华推行“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强调学生应全面提升自己，而不仅局限于学习知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发表的教育论文《大学一解》中，对“大学之道”做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大学》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指出“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体现了儒家人生哲学与教育思想始终如一的核心。他指出，“而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在现实中“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可以理解，此处的大学之道是强调通过求知，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获得洞悉事物本质和待人处事的智慧，同时通过教化、修养、陶冶，使得人们的素养向着至善的境界前行，不断适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继而，在新中国，当蒋南翔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所实施的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要求。而在当前，清华大学实施的是“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

回顾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教育颇具功利色彩，人文教育在不同程度上被屏蔽。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高校掀起了素质教育的热潮，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推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在当前，“立德树人”被置于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共同的教育目标。

正如教育部原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孙正聿在论述哲学的主要问题时所说：“人对世界的关系，主要地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认知关系（真与假）、评价关系（善与恶）和审美关系（美与丑）；因此，哲学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集中地表现为对真善美的寻求和阐扬。”“哲学对真善美的寻求，总是试图获得某种终极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这实际上也是教育的终极追求。人对真善美的认识和提升是一个在实践中无限的历史性展开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是历史进步性与历史局限性的辩证统一。而教育的根本功能应该是不断消解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引导人们向着至善至真至美的境界前行。

根据以上对于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哲学基础的分析，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新时代“大学之道”应当可以表述为：大学之道，在明德新民，在以人为本，在和谐会通，在止于至善至真至美。

作者：胡显章

作者简介：胡显章（1939-），男，浙江温州人，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文化研究。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2期  P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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